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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真正注意到她,是在医院的走廊里。
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，走廊尽头的灯坏了，光线暗得像褪了色的旧照片，她站在护士站旁边，弯着腰，手里攥着一支笔，正对着一张夹板上的病历单说话，声音不大，隔着十几步，我听不清内容，只看见她说话时眉毛微微拧着,像在跟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讲道理。
病人是个老人，因为感冒引发的肺部感染住了院，家属不在，他耳朵背，总把“一天三次”听成“一天六次”，她没着急，也没提高嗓门，反而把脸凑近他，用近乎口型的方式比划：一个手指、两个手指、三个手指，然后指指墙上的挂钟，老人终于点头，咧开没牙的嘴笑了，她直起身，抬手揉了揉后颈,像是刚搬完一件重物。
后来我父亲也住进了这层楼，术前谈话时，父亲的手一直发抖，反复问同一个问题：“会不会疼？”她站在床边，没有说“不要怕”这种空话，而是掏出口袋里的一颗奶糖，撕开，递到父亲手里：“疼的时候你就想，做完就能吃糖了。”父亲愣了一下，笑了，那糖是草莓味的，廉价,但很甜。
术后第三夜，父亲发烧，凌晨两点，我按铃，值班护士说医生在楼上抢救，很快下来，可二十分钟过去，人没来，我又去走廊尽头望，看见一个穿白大褂的影子蹲在楼梯间角落里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是那个女医生，她大概以为没人看见，用袖口抹了一下脸，深呼吸，然后站起来，整理白大褂的领子，朝病房走来，进来时，她的眼眶还红着，但声音平稳，手套戴得利落，她用药换完，轻轻摸了摸父亲的额头，说：“退烧了，明早就能喝粥了。”转身出去前，她往口袋里塞了什么东西——我瞥见那是一个装止咳糖浆的空盒子,上面印着一家幼儿园的名字。
父亲出院那天，她站在门口，没送，也没挥手，只是远远地朝我们点了点头，我后来从护士口中知道，她有个五岁的女儿，前阵子查出哮喘，她白天在医院管几十个病人，晚上回去给女儿做雾化，那个止咳糖浆的空盒子，是女儿吃完以后，她顺手收着,说拿来装小发卡用。
再后来，我路过急诊，看见有人指着她鼻子骂：“你们医生就是黑心！”她低着头，头发散下来几缕，一遍遍说“对不起”，却攥着听诊器的另一端没松手，旁边有家属拉她：“你解释啊，你怎么不解释？”她只是摇头，等那人骂完走了，才蹲下来把地上被扔掉的挂号单捡起来,轻轻放进口袋。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她不只是“那个女医生”，她是很多人的女儿，也是一个人的母亲，她是被人需要时挺直脊背的墙，也是深夜无人的楼梯间里蹲下来喘口气的影子，她口袋里装着奶糖、空药盒、一张揉皱的挂号单，还有一支总写不出水的蓝笔，而在那件白大褂底下，她和我们一样，是一具会疼、会累、会偷偷红了眼眶的肉身。
只是病人们喊她“医生”的时候，她必须先把那点脆弱藏好，转身，走进每一间病房，像一束不算亮但始终燃着的灯,照着那些因为生病而格外漫长的夜晚。
那个女医生，她没有名字，却是我见过最像“人”的医生。